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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一水平仍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预计短期内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仍将偏向支持性，避免出现“财政悬崖”。同时，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利用相对较强的中央财力，化解隐性债务并抑制地方政府预算外活动。笔者预计，当新的经济增长引擎（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能够充分抵消传统行业（房地产）的下行影响时，财政政策将逐步回归更偏中性的立场。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近况表明，财政状况薄弱将会削弱市场对该国资产（及其货币）的信心。

　　香港作为主要离岸人民币中心，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增长至1万亿元左右，是2010年的四倍；点心债（中国境外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从2007年的零值增至约2万亿元；目前中国货物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重约为30%，而2009年时几乎为零；2024年上半年人民币在SWIFT全球支付中的份额达到4%-5%，尽管近几个月由于中国自有支付系统使用增加等原因回落至3%左右；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在岸人民币资产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  7-8%），是2013年的近四倍。

　　从根本上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在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笔者预计中国将会进一步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跨境信贷的大部分限制。尽管如此，由于担忧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和过于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可能会扰乱国内金融市场，因此完全放开资本账户似乎并非政府的政策目标。基于“三元悖论”（即一国无法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自主），中国很可能采取资本账户有管理可兑换的政策，并实行灵活但非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体制，同时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

　　在策略方面，当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导致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时，中国可能会放松资本管制措施。在可预见的未来，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相关政策将有助于保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此外，中国的通胀水平可能会结构性低于主要贸易伙伴，进一步增强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笔者预计中期内中国经常账户仍将保持较大的顺差（约占GDP的2-3%），为进一步开放资本双向流动创造条件，同时预计政府会通过宏观审慎管理措施防范资本过度流出的风险。

　　近年来，政府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意愿更为明显。美国政府高负债能否持续，以及美联储政策独立性会不会受损等议题引发了市场普遍担忧，在全球寻求可替代安全资产的背景下，中国正在积极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随着中国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贸易和投资多元化，预计政府会进一步推动在国际交易（包括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交易）和大宗商品定价中更多使用人民币。与此同时，预计中国会进一步开放和深化金融市场，提供更丰富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增强人民币资产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今年9月，中国宣布支持可在中国债券市场开展债券现券交易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展债券回购业务。

　　对中国而言，更紧迫的任务似乎是建设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体系，以减少对SWIFT支付体系的依赖。人民银行建立的CIPS旨在促进人民币在国际交易结算中的使用，并作为SWIFT的有效补充，该系统处理的支付交易笔数稳步上升，参与机构数量已升至超过1,700家。近期政府有意扩大数字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并继续鼓励跨境电商使用国内非银行支付网络（例如银联、支付宝等）。据笔者观察，目前的工作重心在于改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金融基础设施，并将人民币打造成便捷、可信赖的主要储备货币的替代选项，准备好在机会来临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